阳光房、夹胶玻璃、中空玻璃、哪种好？

到了清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,和硕特蒙古南下的军事首领达尔杰博硕克图汉(固始汉的裔孙)兵临云南,在丽江见到了这一套《甘珠尔》经版,认为是可居的奇货,应掌握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,于是下令用骡马驮运到四川理塘大喇嘛寺存放。

本文图片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，图片来自网络。很显然的，对政治权力的看法，儒家和基督教是有着起足点的不同的。

朱子注释《大学》是宋明儒学的一个奠基工作，影响极大，他的主要论旨是：人由内在德性的修养，可以臻于至善，但是人的成德，不能止于修身，必须由个人的修身，进而领导政治，推动社会，以达到治平的理想。但同时他却能够对人性中所潜藏的罪咎和陷溺作深入的体认。所谓已病不治者也，且以随用随足之体，而寄寓于他人口吻之间，以不加不损之真，而贪窃于古人唾弃之秽，至乐不寻，而伺人之颜色以为欣戚，大宝不惜，而冀时之取予以为歉盈，如失路人之志归，如丧家之丐食，流离奔逐，至死不休，孟子之所谓哀哉。其间虽或不无小康，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。而儒家的幽暗意识，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淹没它基本的乐观精神。

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原始儒家已可清楚地看出。生命的现实虽在理论上不一定是昏暗，却常常流为昏暗。然而当今有一部分儒者居然反对民主政治，宣扬所谓王道政治，实在滑天下之大稽：所谓王道是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霸道相对而言的，就其本义而论，连帝国时代的皇权政治都不在其范围，仅指宗族时代的王权政治而已。

所谓德是什么意思？在传统儒学中，德只有形上与形下两种用法，形上之德谓之德性，形下之德谓之德目（道德条目），而这两者其实是矛盾的：四德究竟是形上的东西、还是形下的东西？ 所谓德性，尽管是形上的观念，却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。【摘要】目前学界、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，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，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。儒家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正义，即行为正义和制度正义。极少数人即便不赞成，也无法抗拒这个进程。

[23] 黄宗羲：《原君》，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行为正义是说：唯有遵守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行为才是正义的行为，所以应当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[75]。

[49] 严复将约翰·密尔的《论自由》译作《群己权界论》，可谓深得现代自由价值观念之要领。一个社会群体也必须建立一套社会规范，否则无礼则乱[72]，所以孔子强调为国以礼[73]、齐之以礼[74]。[64] 由此可见，凡礼之外的仁义智均非伦理道德规范的范畴。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（义），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、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，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（礼）。

[19] 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于2014年12月13日-14日举办的‘重写儒学史与‘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学术研讨会，论文集《重写儒学史——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》，人民出版社2015版。[46] 这样的差等之爱，通俗地说就是：爱亲人胜过爱他人，爱他人胜过爱他物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（3）现代的核心家庭，则仅仅是人的再生产单位，不再承担物质生产、精神生产的功能，个人作为物质生产者或精神生产者的身份，是与其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截然分离的。

所以，孔子指出：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。【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（近现当代）：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。

[21] 王艮：《王心斋全集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。这是孔子的伟大思想之一。

《荀子》：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，《新编诸子集成》本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[⑩] 此所谓自然界，包括人及人类社会的自然性质方面，亦即所谓社会科学、而非人文学术研究的对象。这里只想指出：如今某些儒者鼓吹的国族主义（nationalism旧译民族主义）的天下主义恐有帝国主义之嫌，值得反思。另一种则是开新的儒学，即儒学的现代转换，其典型是明代心学当中的一些思潮，其根本特征是以心为本、以人心为天理，个体及其本真生活情感得以彰显。当然，应当承认，儒家在历史上的制度规范建构，确实与家庭伦理有密切关系。（3）社会主体及其情感对象的转换导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转换，于是乎有历史形态的转换，如王权社会、皇权社会、民权社会等。

[⑧] 熊十力：《新唯识论（壬辰删定本）删定记》，见《体用论》，中华书局1994年第1版，第6页。从思想方法上看，这是由于他们仍然停留于形上-形下的思想视域（horizon of thought），而缺乏某种本源性的视域。

例如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，本体界的存有论通过智的直觉证成人虽有限而可无限，现象界的存有论通过良知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，进而开出政统（民主）与学统（科学），这哪里是古代儒家的心性论？它其实基于康德的基本观念架构现象与物自身[16]，而康德哲学无疑是一种现代性的哲学。因此，最具实力的国族成为现代帝国，通过经济、政治、军事手段掌控世界秩序，谓之帝国主义。

其中最大的一系即熊-牟一系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尽管汲取了佛学唯识论和叔本华意志论（voluntarism）[⑦]，然而毕竟归本《大易》[⑧]。[⑥] 其实，其他的现代新儒学也是标准的中国哲学、儒家哲学。

[80] 与礼（制度规范）的损益性不同，义（正义原则）具有普遍性，古人谓之通义，这是因为：义或justice仅仅意味着一系列抽象化的、原则性的判断：公平的、公正的、正当的、恰当的、适当的、适宜的……等等。原载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6年第6期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儒学现代化 。换言之，儒家所关注的是社会群体生存秩序，亦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性也。

[54] 这些原理已经被遗忘或遮蔽了，亟需重新加以揭示。这种模式无法回答、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，即：不仅形而下者、而且形而上者何以可能？本源性的思想视域是说：这些存在者皆源于存在。

恰恰相反，其思维方式、思想观点、价值取向、政治立场等颇为不同，甚至相去甚远，乃至截然对立：有原教旨主义者，有马克思主义者、新左派，还有自由主义者，等等。反儒人士认为，儒家所谓仁爱就是差等之爱，因此，儒家的制度规范就是基于血亲伦理的东西，这样的制度规范当然就是不公平、不公正的，因为它必然更有利于立法者及其亲近者。

然而事实正相反，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的逻辑：人们的生活方式必定会在他们的文学艺术、宗教、哲学等观念中反映出来。在中国，王权时代的治理方式是贵族共和。

儒学的现代化进程，历经帝国后期的一些儒家学派，近代的洋务儒学与维新儒学，发展到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，一直在步步演进、层层深入。按照儒家思想，先有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[32]，仁（生活情感）是先行于人（主体性）的，而非相反。见《熊十力全集》卷四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25页。至于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，尽管有时也会采取直接民主的形式，例如偶尔的全民公决（但要注意与民粹主义相区别），但常态是间接民主，即代议制。

这一切必然在观念上体现出来，那就是个体主义。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，它在现代社会不再是正义的。

关于这套原理的更为详尽的叙述将在下节展开，这里在历史哲学的范畴下简要叙述：作为生活的显现样式，生活方式的演进乃是一切历史及观念史的本源。《论语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其实，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。见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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